“學者律師”田文昌:控辯審三人談,不單單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對話

時間:2020-05-29 來源:方圓 作者:劉琦 瀏覽: 打印 字號:T|T

來源:方圓,作者:劉琦。


2019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右)、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左)在國家檢察官學院參加“控辯審三人談”,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重點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權威解讀。(攝影:程?。?


  2019年11月18日,“控辯審三人談”活動再掀漣漪。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一起坐在了檢法同堂培訓班的講堂上。

  這樣的場面,田文昌是熟悉的。18年前,作為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創始人的他與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張軍、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廳長姜偉合著的書籍《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首次出版,這本書一度成為檢察官、法官辦公桌上的常備之書。不過,那時候是閉門談而不是現場談。

  在田文昌口中,這是一段有趣的經歷?!拔覀內齻€人都很忙,只能利用五一假期、十一假期和新年假期時湊在一起,事先也沒有擬定系統的提綱,針對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的問題,臨時想起什么就打開話閘,你一言,我一語,毫不做作,因此碰撞出許多火花來。遇到想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們也會進行激烈地爭論,能統一的地方就統一,不能統一的就各自保留自己的觀點?!碧镂牟f。

  這本在聊天模式下匯聚而成的書,讓田文昌覺得分外充滿活力。記得當時談到書名時,田文昌脫口而出:“干脆就叫《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吧,既直觀,也很接地氣?!?br />
  《控辯審三人談》以其自然融入的現場感、辯駁求真的可讀性、不同觀點交鋒碰撞的全景式呈現,得到了法律人和廣大讀者的認可。

  讓田文昌意想不到的是,三人在一起的初心交談,已經遠遠超過了一本書的范疇,它所構建的法律力量,不僅圍繞著控、辯、審三方之間的關系,也推動了刑事訴訟領域發展的新格局。在田文昌看來,“控辯審三人談,不單單是一種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對話和交流,更能營造出一種向上的法律氛圍,而且是可持續性的?!?br />
  這種可持續性體現在,他們2014年再度聚首,出版了《新控辯審三人談》。張軍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談到:“這次聚談,我們三人既有老友重逢的默契和駕輕就熟,也有對新著付梓的盼望。談論中相合處會心微笑,相爭時面紅耳赤,屢屢擦出思想火花,我們為之陶醉,也期待能引起讀者諸君的共鳴?!?br />
  田文昌或許也沒有想到,上述場景在時隔六年之后,公開再現,兩百余名同堂培訓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一同傾聽、發問、思考。


  田文昌接受《方圓》記者采訪。(攝影:史小兵)

  一本書帶來一場法律盛宴

  《方圓》: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同臺對話,參加這場法律盛宴有什么感受?

  田文昌:2001年,我和張軍、姜偉在《控辯審三人談》中首次相聚,分別站在檢察官、法官和律師的角度去探討刑事訴訟理論與實務的問題;2014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我們重新談出了一本《新控辯審三人談》;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三次修改,設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訴訟理念、訴訟結構等都帶來了重大的變革,由此,也成為“控辯審”三人談活動舉辦的一個契機。

  當然,這些年刑事訴訟業務有很大的發展變化,讓我也對當前刑辯業務有了更多、更深刻地思考,我也希望能與更多的人分享。

  《方圓》:從書中的“紙面交鋒”,到會議現場的“大咖論劍”,您認為一場有意義的論壇是什么樣的?

  田文昌:從出書,到開展論壇活動,引發大家對法治建設的關注、對刑事實務的深入探討,我覺得是一種好現象。論壇這種形式讓更多的法律人凝聚在一起,通過現場互動,能夠從更多維度思考問題、探討問題,對刑事訴訟的發展有好處。不過如何讓一場活動更有意義地開展下去,我覺得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就像是我們在準備《控辯審三人談》這本書的時候,雖然出書過程比較簡單,但是我們探討的話題卻既有針對性,又有理論高度,有歸納總結,也有提煉升華。

  講好一場法律論壇也是如此,面對法律問題,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們總是需要多問自己也多問別人一些“為什么”:案件為什么要這樣處理,問題為什么會發生,問題如何解決,解決難題的理論根據是什么,問題的社會根源是什么……這些都非常重要,需要理論和實務相結合。

  如果只有理論性的內容是落不了地的,如果只談純實務的東西,沒有規律性的總結,就只是就事論事,不會舉一反三。只有理論和實際結合,探討問題達到一定的廣度和深度,才更有價值和意義。因此,我覺得法律人首先需要有一種專業研究的精神,我們現在也常說是“大國工匠精神”。

  律師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過程中的作用

  《方圓》:我們知道,這次論壇主要圍繞認罪認罰從寬的話題。您有哪些思考?

  田文昌:2018年10月,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一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如何充分發揮控、辯、審三方的作用,共同推動和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難題,讓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落到實處,我覺得作為法律人,不僅要看到這項制度產生的積極方面的作用,也要善于發現新的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可能會產生的一些問題。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國內屬于一種刑事訴訟制度的新探索。其實早在幾年前我就參與過這個話題的討論。對于這種新的訴訟模式,在探討階段各方觀點相對保守一些,有觀點主張可以將認罪認罰案件的范圍限制在有期徒刑以下或者是一些小的刑事案件中,不過我的觀點是主張所有案件都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這一制度,當然,這在程序設計上是有前提的。

  《方圓》: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對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理念認識、職業要求都遠高以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求檢察官積極主動履行諸如認罪認罰教育、量刑協商、程序選擇等一系列法定職責,而法庭的法官依然握有一錘定音的權力。那么,律師希望能起到哪些作用?

  田文昌:我認為,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律師的作用主要就是要保障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這一過程,需要專業律師進行實體性的參與。因為有時候被告人的認罪心態比較復雜,有的人對法律的認識有偏差,還有的人可能出于各種原因被迫認罪,甚至替他人頂罪等各種復雜情況。

  作為辯護律師,可以和嫌疑人充分交流,因為辯護律師通常是犯罪嫌疑人最信任的人,可以解答犯罪嫌疑人的問題,對案件進行分析和指導,可以幫助犯罪嫌疑人分析行為性質怎么認定,以及認罪認罰的利弊是什么。

  所以這個過程中,律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障認罪認罰的真實性。

  《方圓》:有沒有出現認罪又反悔的情況?

  田文昌:在我們所了解的國內案件中,這種情況是有的,主要還是因為犯罪嫌疑人不是誠心誠意認罪。所以,保證認罪的真實性這一點非常重要。

  《方圓》:對于檢察機關提出的適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審結70%的標準,您怎么看?

  田文昌:有人對這個比例提出質疑,認為過高。我認為這個比例本身并不算高。但問題在于,我們應當在辦案質量上下功夫,如果是真有罪的案件,認罪后又可以從寬處罰,相信絕大多數的被告人會認罪的。

  有責任也要有情懷

  《方圓》:從事律師職業幾十年,您代理案件之外,經常會參加這種社會的法律探討,是覺得自己也有一份社會責任嗎?

  田文昌:我覺得律師除了埋頭辦理案件之外,還需要在一樁樁案件中找到更重要的價值。我經常和其他律師說,辦好一個案件可以挽救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而通過辦理案件推動了法治進步,很有可能會挽救許多人,這也是我從事律師職業多年的觀察和感觸,我一直在鼓勵和號召律師去做這樣的思考和努力。

  我之前提出過對貸款詐騙,信用證詐騙,票據詐騙增加過渡性罪名,和對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修法建議。通過個案推動立法,是律師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

  《方圓》:您覺得提升律師的職業能力有哪些方法?

  田文昌:現在行業里的各種論壇或者培訓很多,但是技能培訓的學習很少,許多法學院的畢業生離開大學進入社會之后,會發現學校里學習的知識與職業技能培訓不是一回事,因此,我現在也比較關注對于年輕律師的技能培訓。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現在比較成熟的資深律師,都是通過自己在行業里摸爬滾打,積累經驗之后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培訓,不知道怎么進行技能培訓。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律師應當走入一個新的培訓時代。

  中國律師發展的前40年應該處于生成期,往后應該走入發展期,當發展期到來的時候更要注重律師技能的培訓?,F在我在西北政法大學刑辯研究院開展了這樣一種嘗試,就是把國外的律師技能培訓經驗借鑒過來,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開展了一年多的培訓,首先從成熟律師中培養一批有經驗的培訓者。我們的課程要求很嚴格,每一位學員都充分參與,高度燒腦,往往一節課下來,那些在業內很資深的律師都覺得吃不消。

  其實我認為,過去一直有一種誤區,認為從法學院一畢業出來就可以去公檢法機關工作了,其實并不是。他們只是學到了基礎知識,能力培訓還要從頭開始。這也是整個法律行業亟須有人去承擔起來的責任,只有把技能培訓推廣開,把職業培訓開展起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才能走向比較成熟的發展階段。